河南省的小刘固村,像是变成了循环农业的朝圣地。
2014年,三轮车司机曹师傅载了一个不太会说中文的日本老头,去一个当地人没太听过的地方——小刘固农场,曹师傅一路忍受着粪味儿,源头是老头儿背的胶皮鞋,他是研究粪便堆肥的。
几年后,曹师傅变成小刘固农场的御用出租车司机,接送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前后有1200多人来小刘固参加过培训会,投奔“日本农业专家”川崎广人。
这个70多岁的日本老头,喜欢戴嵌着五角星的迷彩军帽,他是日本共产党员,信仰基督教,退休后来中国推广堆肥技术,说为了替日本军人赎罪,也为了寻找个人价值。
比起“川崎老师”,更希望别人叫他“老兵”,他认为“现在做农业的人需要和长征兵一样的信念。”
农场的办公室,墙上贴满了大字标语,有马克思名言,有中国特色四字式人生总结……。
川崎的四字式自白。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于亚妮 他要求员工工作时不喝白酒、不能撒谎、打扫厕所、学习日本丰田公司采用的PDCA(Plan计划, Do实施, Check检查, Action处理)工作方法。
小刘固是川崎在中国的根据地,他已经在这里坚守了5年半。
2019年年初,有人在网上质疑川崎这个农业专家华而不实、小刘固农场产品作假。农场的产品销量因此直线下滑。
川崎认为这是恶意诋毁,是“网络暴力”。他无法容忍这一切,只要在他面前提起质疑小刘固的人,他的斗志就瞬间燃起,不管你是大学教授还是记者。
平静下来时,他也会失落,用日语跟来访的记者说,日本人的心像玻璃一样脆弱,遇到些难事,心里就会变得焦灼,甚至脑袋也变得奇怪。现在农场销售搞不好,中国人心很强,觉得破产就再干别的,但是日本人不会。
“农场的事并没有全部告诉川崎”
73岁的川崎广人坚决要打官司,农场主李卫不赞成,身边人多数劝他算了,费时费力。
惹怒他的人叫孙伟,农场2018年的学员。孙伟此前在北京工作,做过电商运营,辞职后在网上关注到川崎广人。
他抱着好奇心来到农场。刚来第一天,就因嫌弃农场的环境离开。后来又在网上和当时农场负责人吉忠顺联系,要发挥所长,帮农场做线上销售。
农场缺的就是销售人才。
孙伟来农场后,在平日工作中发现了问题,他认为农场“倒买倒卖”,从其他地方收购鸡蛋、大米、蜂蜜、草莓等再转卖;在网上“非法集资”;他还推测川崎的微博不是自己写的,是被李卫利用,在微博炒作情怀,靠情怀卖货。
小刘固农场办公大院及宿舍。农场主李卫和吉忠顺也承认,无极4平台网址确实存在售卖其他农场产品的情况。不过他们强调,产品的质量是经过农场考察合格的,非农场自产的产品,前期标注不清晰,后期在微博上已有说明。
肉唐僧(注:徐志戎的网名)曾经帮小刘固农场售卖鸡蛋,他告诉记者,自己两次接到农场学员的私信,告诉他农场鸡蛋是外购的,跟李卫交涉,李卫说是有误会。
李卫告诉记者,外购的原因是农场鸡蛋不够,她后来把这个情况告诉肉唐僧了,至于肉唐僧有没有跟消费者说,她不清楚。
肉唐僧后来决定下架鸡蛋。
川崎在微博上解释,小刘固销售的产品80%是自产,也销售一部分调查合格的、朋友农场的产品。他告诉记者,如果只卖自己农场的产品,很难生存。
关于农场众筹的20多万,川崎非常肯定——这部分钱全部用于农场投资,没有拿来发工资。
李卫称自己并不知道这笔钱怎么花的,她当时把农场全权交给年轻人吉忠顺。
吉忠顺则告诉记者,去年农场发不出工资,快递费欠了几万块,无奈之下发起众筹,这些情况李卫应该知道。
这些钱的用途,吉忠顺称跟川崎汇报过,说用于草莓大蒜种植等,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按照约定来花这笔钱。
“农场的事并没有全部告诉川崎,”吉忠顺坦言,说是李卫怕川崎担心。
至于原创微博,川崎为自证清白,写微博时让学员全程拍照,微博照片直播。
“我不说谎言,说谎言的话,切腹了”
川崎确实担心农场的经营问题。在难以为继时,重要收入是堆肥技术培训费。每人500块,为期两天,包括听课和实地参观。
2019年6月的培训班共收了22000元,川崎跟记者说,“对于你们在大城市上班的记者,可能不是什么大钱。但是对于农场来说,是很重要的收入。”
开课前,川崎提出要收记者500块钱听课费,这样就可以把讲义ppt(注:幻灯片)发给记者。记者说自己不学技术,感受下培训班氛围就好。川崎坚持认为,不学技术,就无法了解他。
交涉无果。凌晨一点多记者收到川崎的信息,若记者能让身边的法律人士帮助他,可以免掉500块听课费。几天后,记者答复可能帮不上忙,川崎又把500块钱要了回去。
培训班收费也是孙伟质疑的一点。他觉得川崎不是专业出身,不懂农业,给学员讲的知识并不准确。
虽然他没参加过培训班,二百多页的ppt也没怎么看,他本人也不太懂农业。
孙伟把质疑发在微博上,删除时阅读量大约有200万。农场的产品销量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川崎苦心经营了5年多的农场,刚刚有了盈利的苗头,就遭遇重创。
2019年6月,农场的番茄滞销。 川崎在微博宣战,要和孙伟对峙公堂。他把孙伟视作“恶魔”,反复跟记者强调,在日本,在网络上散布谣言的人会受到严厉惩罚。
除了推广循环农业,他找到了新的使命——“一生をかけて、中国のネット暴力と戦います(用尽余生,和网络暴力战斗到底)”。
“一般要起诉应该到法院而不是在微博。”孙伟不甘示弱,他说自己也要起诉小刘固虚假宣传,非法集资。
李卫和川崎在起诉这件事上有分歧,川崎很坚决,认为这件事关于维护“正义”——“正義がない農場にいる意義がない(留在一个没有正义的农场是没有意义的)”。
他觉得委屈,“我不说谎言,说谎言的话,切腹了。”更多的是气愤,“我讲课指导赚钱给他们发工资,自己不拿工资。我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开始干活,他吃完早餐就回宿舍偷懒休息,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质疑农场?”
川崎晚上在办公室工作。 孙伟称有学员支持他,将来会出庭作证。也有人力挺川崎,肉唐僧告诉记者,虽然他认为农场经营存在问题,但是他认为川崎值得信任。
2014年,肉唐僧曾想把川崎从小刘固挖走,川崎告诉他,在自己没有饭吃时,李卫收留了他,他不会背叛。2013年,川崎背着30公斤的行李包,在中国农村“云游”,推广堆肥理念。最后接纳他的建议进行实践的,只有李卫。
李卫记得川崎问过自己,“你为什么信赖我说的无化肥无农药,一般人不敢这么说。”李卫告诉川崎,自己不懂农业,她信他这个人。川崎感谢李卫的知遇之恩。
川崎不肯离开小刘固,肉唐僧于是决定帮助农场,农场总得有赚钱的买卖。2015年,他教农场养鸡,从小刘固订购鸡蛋,还借给川崎5万块钱。
肉唐僧听说川崎把这5万块钱锁起来,把钥匙挂在裤腰上,说是养鸡专款,谁也不许用。后来赚钱了,川崎很高兴,把5万块还给了肉唐僧,说这是自己到小刘固以来第一次赚钱。
“农场能够坚持到现在还没倒闭,是一个奇迹”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农场管理存在问题。
李卫反思,她不该把农场全权放手给年轻人。
她不喜欢农业。2009年,父亲病重,李卫被“逼上梁山”,接手农场。责任感让她无法撒手,她听从朋友的建议发展循环农业,由于没有销路,农场一度荒置。
川崎的到来给了李卫希望,她包吃包住,提供农场给川崎做循环农业实践地。
川崎来中国后感到孤独,靠蹩脚的中文,听不懂河南方言,没法和人深入交流。他在小刘固村也跟农民讲自己的理念。农民们不听他的,他晚上讲课,没人去听。
“很难依靠旧农民,必须培养新农民领导人。”川崎改变想法,农场开始办短期培训班,也招收长期学员,他希望选拔部分学员去日本,学现代化农业知识回来。
学员宿舍。2018年,年轻人吉忠顺来到农场,虽然他也不太懂农业,李卫把农场放手交给他,包括20%的股份。她说自己想休息一下,也给年轻人提供机会。工商信息显示,农场剩余80%的股份,由李卫女儿持股。
吉忠顺告诉记者,介于日本人的身份,川崎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股东名单里。川崎在一份公司介绍中标注,自己和李卫分别持股40%,60%。
吉忠顺在农场工作了一年零四个月,今年端午节前,他的父母来小刘固,看了农场的情况,让儿子回家找对象。吉忠顺去年从北京辞职,来农场投资,想践行自己的农业理念,到头来带着无奈离开。
他不堪重负——外界以为农场很赚钱,但实际上并没有盈利,他自己也搭了钱。他认为按照去年的情况,农场想达到收支平衡,销售额要达到200万,去年刚达到这个数字。
财务管理不善,物流无法保证质量、不断给顾客赔付,种植出现问题、没有产品可卖,诸多因素造成农场的财务困境。
吉忠顺走后,农场像是一下失了主心骨,办公室人员和其他学员临时接手工作,焦头烂额。
赵冉峰2016年曾在小刘固工作过,在他看来,“农场能够坚持到现在还没倒闭,是一个奇迹。”
他认为农场最大的问题在于只有推广理念的人,没有执行的人。
赵冉峰2016年在农贸市场卖葱时,和李卫谈起了有机农业,他随后被聘请到农场负责种植。他来到农场后,听川崎的办法不用农药,靠物理方法解决问题,制作了辣椒水、大蒜叶等解决病虫害问题。
效果并不理想,那一年蔬菜绝收,赵冉峰因此离开农场,他说农场至今欠他两个月工资。赵冉峰觉得川崎是一个循环农业理念的布道者,但实践能力比较弱。
在农场工作了一整年的吕和薇也在今年4月离开了农场。她当年去上海找工作,入职前一晚接到农场打来的电话,第二天就拎着行李到农场了。她认为日本的食品安全做得好,关注了川崎的微博,报名来工作。
农场经常停水停电,上厕所洗澡不方便,伙食大多只有素菜,吕和薇没受过这样的苦。把她留在农场的,是天南地北的小伙伴。她觉得他们吃苦耐劳,待人真诚,互帮互助。
农场伙食多是素菜。去年秋天,负责种植的年轻人辞职,农场没有懂种植的人,找了当地村民种植,没有收成。冬天农场蔬菜供应链断裂,工资发不出来,学员们士气低迷,纷纷辞职。
吕和薇临走时,川崎送了她一幅字,上面写着“在工作上没平坦路,只有挑战爬上陡峭的上坡路,能到达希望山顶。--马克思”。
川崎送给学员的字。 川崎并不知道,吕和薇没有把字带走。“我对小刘固应该也画上句号了,不会再来了。”她把那幅字贴在了宿舍的墙上,但心里还是敬佩川崎,“第一他坚持了,第二也因为他的存在,那么多人来到小刘固,了解循环农业。”
“希望不是别人给的”
好多年轻人在农场看不到希望。2018年年末,川崎在微博里反思年轻人离开的原因。
他承认原因之一是他能力低,另外没有资金、种植能力也不够。可是他又反问,全球还有没有具备很多资金、制作堆肥、施肥、种植、销售、管理各方面能力兼备,还愿意来农村做实事的人?
找不到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来做。
川崎对很多年轻人有期待,这样的人离开时,他晚上睡不好觉,会用几周时间反省和自我批评。
他觉得希望不是别人给的,是通过学习、工作、困难、烦恼、努力等考验后自己找到的。
“因为我学习多,体验多,经受住了很多考验,才认识到这么人生价值,从年轻人来看短期了解我的想法很困难。”
川崎很清楚,只有农场成功了,盈利了,才能证明给大家看这条路行得通。2019年,他给农场设定的销售目标是400万,农场请来了有经验的种植专家张青德,让他感到安心。
也有执着的学员。迄今为止,川崎送了两个中国学员去日本培训。
其中一人是刘哲。他为了去日本学习,2017年9月去长沙学日语,川崎帮他垫付了6000多块学费。
刘哲在日本丰桥种苗公司做研修生,是第一批中国研修生,每月有工资。其他一起学习的是日本学员,学习两年,自己有地,学成后回去种地。
刘哲到日本后,对日本的温室设备、公司经营管理方式、农业技术科研等印象深刻。他记得川崎说,中国年轻人很少做农业,而农业转型需要素养更高的人来做。
有时候,刘哲觉得川崎老师挺可怜的,也让他感动。
刘哲在农场时,夏天大棚旁会长很多草,引来虫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腾不开手去割草。
一天大中午,川崎就戴一个帽子,包个蓝色头巾,穿着工作服,戴一个围裙,蹲着或跪着割草,割一会儿就要站起来喘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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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吃完早饭在农场大院剪枝。“那么多草,长到人肩膀高,他根本割不完的。”刘哲觉得这几乎是徒劳,但川崎就像不知道一样,还是这样做下去,“就像做小刘固农场、推广循环农业一样。”刘哲不忍心,川崎叫他帮忙,他就跟着一起干。
刘哲未来打算从日本把所学的带回小刘固,包括制度,现在“明文规定很少,有时候会显得比较乱。”
“有志不在年高”
73岁的川崎对工作像是有用不完的热情。硕士学历的他想读博士,7月13日在微博上发表投书——《有志不在年高,我愿意在你的大学读农学博士》。
他认为73岁的自己头脑没有老化,还像初中生一样,农业需要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从研究推广循环有机栽培技术来看,年龄大是优势。
三年前,他对澎湃新闻记者说,他要留在河南农村,如果在这样的地方能把循环农业做成,在其他地方也没问题。
如今,他也会考虑,如果去交通更发达、理念更先进的江浙一带,推广理念或许容易些。
他今年一月份在微博上询问,浙江省有没有愿意雇用70多岁老头的公司?尽管他也知道,很难有人会像李卫一样愿意接纳他。
川崎在微博上写小刘固现在“有点儿成功”,2019年将“大成功”。在偶尔夜深人静时,喝着小酒,嚼着鱿鱼丝,他也会困惑,怀疑现在做的事意义何在。他知道,如果他离开了小刘固,农场就会倒闭。
6月7日的培训班,又迎来了新一批年轻人。
学员们来自广东、江西、浙江、东北等省份,有六七十岁的大叔,也有20多岁的姑娘,多数还是30多岁的男性学员。
有人是专业农民,也有人从事安卓程序开发、公司财务……有人来学习堆肥技术,有人来考察有机农业的可行性,也有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想来看看。
川崎带培训班学员参观堆肥厂。 学员来到农场,有的在门口“小刘固循环农业示范基地”照相,看见川崎像见到偶像,要合影留念,索要签名。
培训开始,川崎在农场昏暗的教室里,卖力地讲着一口日式中文。
发音多是一声和四声,语法有时也按日语的来,把动词放在句子后面,例如“低投资低成本自制农家肥回到”。
讲台下20几个人,随着川崎一声四声的发音,努力在脑海里重新理解汉语。初次听,有点听不懂。天棚上风扇嗡嗡作响,坐在后排的人听不清楚,聚精会神几小时后,有人就放弃了努力。
太阳当空,午后燥热。不少学员吃完午饭,去教室休息。川崎带纪录片编导房满满去田间拍摄。
房满满此前在日本留学,日本农民的富足生活、日本民众对农民的尊重,让作为中国人的她感到强烈反差。
她觉得川崎在中国也一定感受到了这种落差感,“(有机肥)在日本如此普遍,为什么在中国会这么难,而且还是他一个日本人来做。”
川崎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他曾给河南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寄手写信,还没得到期待的回复。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导李季在2016年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曾介绍,“目前,日本的有机肥料占比是76%(包括堆肥、物理肥料等),化肥只有24%。我们国家有机肥是20%,剩下来80%都在用化肥。”
过量使用化肥造成耕地板结、土壤酸化,对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安全都造成影响。中国农业部在2015年制定了《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
中午拍摄结束后,纪录片编导满头大汗回到农场办公室稍作休息,川崎又赶回教室开始下午的讲课。
下午的课,学员们懈怠了不少,教室里六七个人趴着睡觉,还有学员脱了鞋,舒舒服服躺在屋子后面的沙发上,正对着讲课的川崎。
川崎依然卖力,为了表达清楚,他借助肢体语言,时而蹲下、起身,手里拿着一根小棍,当成铁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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