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青年身上，导演魏书钧是放了一些自己的痕迹的。然而部分元素的取于自身，不意味着电影即是一部自传性作品。事实上，魏书钧的青春没有左坤那般渴望挣脱：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生于1991年的他始终以中上等成绩按部就班地求学读书，并且接受安排上过电子琴、钢琴、芭蕾舞等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后来读传媒大学，也是因为家里想让他学播音专业。
甚至生长在北京的他，除了短暂的旅行和从影后的外出拍摄，大部分时光都不曾远离过这座城市。与其说左坤是一个虚构化的魏书钧，倒不如说他是魏书钧对青春的某种补偿式的想象来得更为准确。
迟至的青春期
十四岁那年，魏书钧的人生其实有过另一种可能性。
因为舅舅是一位曲艺艺人，无极4平台代理 师从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童年的魏书钧，寒暑假时常常会到关家“游戏”似的学习表演。舅舅也认识一些影视圈的朋友，有次听说一部青少年题材电影在找一个十四五岁、会弹琴的演员，就把自己的外甥推荐了过去。于是在电影《网络少年》中，一个名叫蓝阳的男孩成了魏书钧留在镜头里的第一个角色。
舅舅想过让他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但父母觉得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演艺行当终归不太安稳。魏书钧也没有要做演员的强烈想法，在2008年的一篇博文中，他写到很多人建议自己考中戏北电，他却不认为在表演方面能有什么发展。“但挺新鲜的”，回忆起早年的“童星”经历，魏书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在那之前没有过跟一群成年人一起工作的体验，你变成了一个小系统内的工作人员，而且又不用去上学。另外对拍电影这个事儿有了一点概念，知道电影是这么拍出来的。”
更深的层面上，剧组生活也让魏书钧模模糊糊地感受到成人世界里的一种权力结构。和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策展人沙丹的一次对话中，他说起过在河北的一次拍戏经历：“大家被安排不同的住宿房间，导演和主演住的地方叫别墅区，摄影师和其他主创在石房子区，他们的助手住在木房子区。我当时是跟组的小演员，我们住的地方叫四合院，就是筒子楼一样的区域。场务、司机住的地方叫绿林。那个时候我很小，但我发现它是有区别的。”
2009年，魏书钧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无极8平台总代理 招生简章上“一专多能型、复合型人才”的“音响导演”被他选为专业。家里原本的意思是让他去学播音主持，可他觉得做主持人也好做演员也好，都有些任人指挥、扭扭捏捏。对“被动感”如此明确而坚决地拒绝，很难说究竟是源于天性，还是对乖顺童年的一种厌倦。但可以确信的是，有些迟至的青春期正在魏书钧身上觉醒，他自己也承认：“我的反叛来得比较晚，上大学才开始。”
同样是从这个时候起，导演梦在他心里渐渐萌生出了根芽。他开始有意识地联系之前拍戏认识的副导演，到片场当场记、助理、录音，所有打杂的事都做过。但直到毕业，他也没拍过一个属于自己的艺术短片，只做过一些广告片、宣传片。在当时的他看来，这并不算一个问题，甭管拍什么都叫导演，今天成长一下，明天弄个剧本就可以拍上电影了——“今天回头去看，这是一种错觉。”魏书钧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本科毕业后，魏书钧跟几个同学合伙开了一家公司，他们租下一套三百平方米的四合院，住宿办公在一起，每天策划着自己的未来。事实上，这家公司更真实的日常是每天中午才起床，吃完外卖便打游戏到天黑，然后整晚看电影或者跟朋友聚会到午夜。堆满啤酒瓶的办公室，偶尔迎来一两个客户，谈些短视频之类的业务。仅仅两年，乌托邦式的生活自然而然地宣告了终结。
虚度的时光，就像一场荒唐的成人礼，酒酣梦醒处，人便一夜长大。2015年，魏书钧重新回到学校，成了一名导演系研究生。他拒接一切闲活，专心课业，认真完成短片，严肃面对创作，并开始系统地看作者电影，昆汀、盖·里奇、达内兄弟等一系列影史线索逐渐在他的脑海中编织成谱系。不过他不太看得下去艺术电影，比如伯格曼和塔可夫斯基。
第二年，魏书钧争取到一个机会，第一次实现了拍电影的梦想。尽管如今他并不将此视为自己的处女作品，然而这部经大师掐算取名《浮世千》的电影，却让他一出场就成为了釜山电影节入围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国导演。
一张继续跋涉的通行证
真正让魏书钧将导演作为自己职业规划的起点，是那部《延边少年》。
“那是一个毕业作品，但我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完成它。”从韩国电影《黄海》里，魏书钧知道了延吉这个地方，跑去玩了一周，回来后构思了一个“少年铭兴之烦恼”，将青春懵懂中对远方的向往、对异性的暧昧和不知何处安放的漫漫无聊缝合在一起。学校要求片长必须达到二十分钟以上，他却坚持只拍十五分钟，因为戛纳明确规定短片竞赛作品不能超过这个界线。“那个阶段特别在乎外部的评价，希望得到一部分人认可，所以想要去电影节。当然不太敢想也不可能说拍个短片就踏入行业了。”魏书钧说。
片子如愿地送到了戛纳，又意外地拿到了短片特别提及奖。接到法国打来的通知电话时，魏书钧在和编剧、摄影打篮球——他们正一起编写一个新故事。当晚大家本来准备接着聊剧本，结果一直聊的都是去戛纳穿什么衣服。一个月后，他把主创全带出了国，对他来讲，跟谁一起拍电影是很重要的事，所以电影节也得一块儿去，大家都长长见识。
戛纳不仅给了魏书钧一个长见识的机会，也给了他一张继续在光影中跋涉的通行证。从法国回来后，很多投资方找到他，“大家知道你了，想跟你多聊一聊，问问你的想法、计划。”最终，阿里影业扶持新锐影人的“可能制造”投资了他刚刚定稿的新剧本《野马分鬃》。
后来的故事，便是被无数次书写不断放大的一段传奇：2020年，《野马分鬃》成为入围第7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唯一中国大陆电影，10月的平遥国际电影展又将其选入藏龙单元，并把最佳男演员奖颁给了饰演左坤的周游；年底，《永安镇故事集》开机，7月再次入围戛纳导演双周单元提名，10月在平遥拿下费穆荣誉最佳导演和青年评审荣誉导演。
魏书钧坦言，所谓“三入戛纳”带给自己的兴奋感其实是逐次降低的，反而内心变得越来越清醒：“电影节选片是一种主观体验，它不代表一个评判标准，也没有标准这个事。”在《永安镇故事集》里，他甚至直接借角色的台词对电影评选略带调侃地表达了一种怀疑：“得奖的就没有烂片吗？”
但对于外界——尤其是许多年轻人——而言，“三入戛纳”的魏书钧不仅足够令人惊叹，更着实让人羡慕。哪怕电影终究只是一场旧梦或者幻梦，也有太多人连做梦的机会都还不曾拥有。
魏书钧承认自己是幸运的。他觉得，即使相比港台和国外的青年创作者，大陆的创投已经提供了更多机会，自己的成功却仍有六七成要归功于运气。不过同时，他也认为并非所有追寻都纯粹地与电影有关：“电影在今天是一个时髦文化，时髦就会趋之若鹜，就像诗歌吃香的年代，大家都吟诗，它是一个时代性的节点的现状。真的有那么多人适合做诗人吗？世界不需要那么多诗人。但是喜欢诗歌和做不做诗人没关系，喜欢久了有这种想法很正常，但只要诗歌能带来乐趣就好了。如果你喜欢站在朗诵会中间那个焦点上，你喜欢的至少不仅是诗歌。”
“电影太有限了”
从短片到长片，是新人导演的一次进阶，却也是产业体系吸纳与改造个体创作的一个过程。《延边少年》是魏书钧和一群朋友一起完成的，到了《野马分鬃》则是一个正常规模的剧组，会多一些计划上的便利和总结规律带来的效率，同时也多了不少需要协调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在适应这种变化，而且这是创作之外的事情”。
年轻的创作者往往不容易完成这种适应和转变，这倒不一定意味着自视甚高或唯我独尊，而更多的源于对艺术的天真想象和对世俗规训的本能抵触。但显然，魏书钧没有这么多烦恼和愤懑。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站在彼此角度考虑一下，大家都舒服，不要让人家不适。这是一种平衡。”
当问到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这套现实逻辑时，魏书钧则说：“我是被变成这样的，因为有时候会承受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麻烦又很烦人，无妄之灾，你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石头这么多这么硌脚。原来我是很自我的，但你发现那样是行不通的。我也在慢慢地学习让别人舒服。”
只是执着有时还是会不可抑制地冒出头来。《永安镇故事集》剧组到位的第17天，筹备期已近半，美术、道具、服装全部做好了准备，演员也即将进组。魏书钧却在此时对剧本和临近的拍摄没了兴趣。电影史上的确不缺少无剧本开机的种种传说，但对于一个商业项目而言，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安全状态。幸运的是，制片人黄旭峰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信任，他平静地回复魏书钧“你想好了就行”，然后着手处理掉解约、道歉、重新联系演员的一系列后续。
“面对自己的时候，面对创作的时候，那个真诚还是比较重要。”回看一年前的这次“任性”，魏书钧对自己的选择依然坚定：“文学跟电影是有巨大的交集，但它们的语法是不同的。之前没有想过实操层面的事，等到实际筹备的时候，发现破坏了很多文字凝练出来的美感，没有那么有意思了。我几乎不太可能拿一个完全别人写的(剧本)，也不怎么改，上来就去拍。”
新的剧本最终由他和编剧康春雷共同完成。由此，已完成的三部作品，连同眼下正在拍摄的《白鹤亮翅》，编剧一栏都写了魏书钧的名字。自编自导或许是让自我表达得到充分实现的最好方式，同时也要求创作者在更大的观察视域里保持丰沛的思索意识和公共关怀，甚至形成某种持之以恒的母题和笃定不移的理念。但某种程度上，当下的青年电影正显而易见地呈现出更多“私我”特征，不仅在历史连接与纵深开掘上鲜见自觉，即使对现时的表现也由“我”之感受展开，少有更为复杂厚重的触及。如是，如何避免自我重复、如何保持叙述的驱动力，就构成对自我表达更大的挑战。比如毕赣就曾经说过，自己想表达的已经在《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这两部电影里全部表达完了，接下来写不出来了。
魏书钧并不急于去寻找自己的母题和理念，也不认为这种寻找多么重要。“找到它(母题)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在做的是一项具体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感受和认识。我们拍电影不是在寻求共识，或者说第一目标不是在寻求共识，而是输出很私密、很特殊的个人体验和认识。有可能这种体验是无聊的，认识也是偏颇的幼稚的，但是借助电影把它拿出来，其实是为了唤醒别人那一部分共同的感受。”
尽管从《延边少年》到《永安镇故事集》，某些相似性已经有所显现，魏书钧却并不担心日后会陷入自我重复的困境：“我觉得那个取决于‘我’是不是一样的。人是在不断地认识和优化自己，那种变化可能是不自知的。”
也有一些评论指出，魏书钧的电影从不缺少调侃、讽刺乃至不露声色的轻盈批判，却总如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对此，魏书钧也有自己思路清晰的想法：“我没有特别想严肃批评一个什么事，电影太具体、太有限了，它在认知层面没有一定要提供输出的义务。”
经历过一次改档，《野马分鬃》如今终于登陆院线，魏书钧却已失去了对票房和评论的任何期待。此前的诸多变故让他觉得有点疲倦，他愿意为它再多做点什么，至于结果，随缘。
计划中的《白鹤亮翅》拍完了一多半，下一步他准备改编余华早年的一个中篇小说，那是一个连环凶案的故事，侦探小说的外壳下弥漫着浓烈的荒诞气息，魏书钧打算把它做成一个反类型片。
现阶段的他没什么特别大的欲望，只想踏实把戏拍好，一部比一部强点或者能有新鲜的感觉刺激自己。“人生就是在一条船上，那个船是隐形的，风大你能感觉到，风和日丽你也能感觉到，但它往哪走你不知道，你只能感受，控制不了什么。”
没事的时候，他喜欢跟朋友喝喝酒打打球，不怎么会喝茶却喜欢跟懂茶的人聊茶。五光十色的生活原来过得有点多，反倒没什么意思了，一团热闹的场景现在觉得特别无聊。“我也喜欢在北京开车。如果不当导演，我其实想做一个卡车司机，从A到B，中间随意休息，只要按时到就行了，一个人听听东西什么的，也挺好玩。”魏书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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