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无极4总代理收益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
一、发布《意见》的大背景：经济增长面临“长短期+内外部”因素叠加共振冲击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长短期+内外部”因素叠加共振冲击，即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中长期周期性下行压力增加、短期疫情冲击和全球经济负增长等同频冲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根据4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判断，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将急剧跌入负增长，将出现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后果，关于危机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仍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世界贸易组织也发布报告称，2020年世界商品贸易增速将萎缩13%到32%（见图2）。因此，应“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0408政治局会议）。
在“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0408政治局会议）的背景下，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甚至可能形成拖累，依靠内需、扩大内需成为必选项。但是，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衔接不及，传统动能趋势性下降，新动能不能弥补需求缺口，除了短期刺激需求外，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释放改革红利来增强动能。但劳动生产率是个慢变量，需加快改革进度，向改革要红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要素市场改革《意见》在合适的时机全面推出实施，向改革“深水区”出发，尽管路途曲折。
二、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城市化”与“逆城市化”均将加速
劳动力要素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
一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无极4总代理培训修正现有户籍制度下“人户分离”造成的劳动力要素错配。
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6%，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44.4%，“人户分离”人口达2.8亿（见图3）。户籍制度制约劳动力流动的问题在大中城市尤为明显，以一线城市为例，2018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分别为64%、60%、62%、35%（见图4），大中城市高落户门槛带来公共服务不均，阻碍劳动力的流入，进而制约城市发展。本次户籍制度改革迎来大突破：
一方面“分类推进”，即在不同规模城市采取不同的户籍制度改革措施。
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而在其他规模城市，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这有利于打破户籍地和居住地“人户分离”对人才流动的约束，实质性地加速推动大都市圈建设，实行人才、资金、技术在区域内的畅通。
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与常驻人口挂钩”。
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驻人口挂钩机制”，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规模配置，能有效解决新进居民的后顾之忧，能安心在居住地安居乐业，有助于解决当前在工作地和户籍地之间“候鸟式”流动现象，后期城市化进程有望加速。
二是为劳动力要素建立一个有序的市场，引导劳动力流动到能发挥其最大效益的地方。
具体做法包括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降低劳动力流动的难度与成本；完善技术技能评价制度，使劳动力市场更加透明化；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丰富我国劳动力等。
劳动力要素改革将导致两大结果：
一是提高劳动力要素使用效率。
当前我国人口红利面临消退，无极4总代理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同时，会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使我国从人口大国顺利迈向人力资源强国。
二是“城市化”与“逆城市化”加速。
按照国际城市化经验，《意见》的实施推进，将有助于帮助人口从大城市和主要的大都市区，向小的都市区、小城镇甚至非城市区迁移。随着大都市圈公共资源分布更为均衡，这种人口分散化过程即“逆城市化”进程将逐步加速，缓解当前的“城市病”顽疾。
三、资本要素：优化供给，提高适配性
面对国内金融体系与供给体系和需求体系适配性较差，有效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突出问题，《意见》对加大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银行体系供给侧改革做出重要部署，对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释放出积极信号。具体看：
一是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意在提高直接融资占比，更好地支持高质量发展。
长期以来，国内股票融资占社会融资的比重不足5%，明显不利于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因此，《意见》提出要完善科创板等“多板块”市场建设，完善股票发行、交易、退市等制度，鼓励和引导上市公司现金分红。通过这些制度改革，有利于提高股市吸引力、扩大市场规模。
二是加快发展债券市场，除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外，意在增加资金来源、缓解违约风险。
《意见》明确指出要“稳步扩大债券市场规模”，背后的原因实际上有三点：一是丰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需要；二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为财政发力提供资金来源；三是降低到期债务的违约风险，尤其是当前受疫情意外冲击影响，国内很多企业现金流几近枯竭，导致它们过去发的很多债失去了偿还来源，违约风险大增，因此通过增加新债替换部分旧债，对帮助企业渡过眼前难关、稳住企业“基本盘”具有重要意义。在具体的措施上，《意见》提出探索公司信用债实行发行注册管理制、丰富债券市场品种、推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规范信用评级行业发展等，通过放松发行、提高债券吸引力，有利于实质推动债券发行加速。
三是丰富优化银行机构体系，直指增加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供给。
当前，国内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不相适应，需大幅增加对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因此，《意见》有针对性地重提“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大中小合理分工的银行机构体系”。其中，中小银行天然具有服务民营及中小企业的基因和优势，预计未来有望得到更多关注，目前国内非上市中小商业银行提供了全国约44%的公司贷款。另外，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银行往往会遇到信息不对称、民营企业缺少抵押物等实际问题，为打破这一僵局，《意见》提出用金融科技解决信用评价和信息不对称难题，即“推动信用信息深度开发利用，增加服务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在科技支持下，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将更具多层次性和适配性。
四是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进一步强化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意见》提出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该政策实施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正持续提升。一是在全球负利率横行的背景下，我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实行正常货币政策的国家，利差优势明显；二是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步入尾声，经济基本面恢复有望快于其他国家，为人民币的稳定提供了支撑；三是《意见》本身释放的国内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红利，也有利于增强外资入场参与国内资本市场投资的积极性。
四、技术要素：强化产权保护，激发创新动力
中国的技术要素市场发展迅速，自1988年以来技术市场成交额保持20%的年均增速，2019年达2.2万亿元（见图5）。新世纪以来，中国科技创新进步也进展迅速，2019年PCT专利申请量占全球的22.3%，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见图6）。但在制度和对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上，中国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一方面中国在研发方面投入相对不足，2017年中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15%，远低于美国（2.79%）、日本（3.21%）、韩国（4.55%）等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在科技人才培养与激励、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制度有待完善。
本次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解决科技成果产权保护、转化困难等问题，借力资本市场帮助技术要素市场发展，加强国际技术合作等，有助于激发技术创新供给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此，《意见》提出五项改革安排：一是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二是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三是培育发展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四是促进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融合发展；五是支持国际科技创新合作。
五、数据要素：加速培育，新红利可期
《意见》将数据作为第五大要素提出，背后有以下三层深意：一是国家对数据要素的价值高度认可；二是未来国内经济转型与数据要素密不可分；三是未来国家对数字经济的扶持力度还会继续加大，且持续时间大概率也会超市场预期。
在本轮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要素红利释放空间日益逼仄的背景下，全球和国内潜在经济增速已步入下行通道，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意外冲击，全球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为此，无论是中长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是短期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国内都亟待激活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优势，已初见端倪。如根据国家网信办测算，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对经济的拉动和影响均不容小觑。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经济“数字化”过程，提前给数字经济成果集中展示、检验和体验的机会。疫情之下，网络消费、远程办公、在线学习大面积推广，中国超过3亿用户使用远程办公应用，超1亿学生集中在线学习。一方面数字经济为化解疫情对消费的冲击提供了缓冲空间，缓解了疫情状态下社会功能的停滞，因此数字经济确实让中国应对疫情更有韧性；另一方面疫情也为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新业态提供了创新探索的难得机遇，老百姓(603883,股吧)尝试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使得数字经济产品更易推广到市场并被消费者接受。
按照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分析，数字经济的价值包括直接价值、间接价值以及消费者剩余。其中，直接价值大致在信息通信产业（ICT）产业上体现出来，而间接价值即由数字经济创造或衍生出来的新产业新业态如数字服务产业、共享经济以及数字经济对其他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等创造的价值，却没有被纳入当前核算体系中。同样，消费者剩余即数字经济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改善，也没能得到体现，如计算机在摩尔定律的作用下，质量性能大幅提高，但价格却在下降。因此，发展数字经济的社会价值意义重大。
如何发展数字经济，在具体举措上，《意见》重点强调了三个方向：一是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意在加大数据资源的有效流动，充分挖掘其经济潜力；二是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包括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鼓励数字要素与传统产业相结合，推动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车联网、物联网等领域数据采集标准化；三是强调要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为支持其下游产业链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六、要素价格改革：强调市场的作用
对于要素价格的改革，《意见》重点强调了两类：一是劳动力价格；二是资本价格。
劳动力价格提倡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
一方面，未来科技创新和培育新动能人才是关键，而要想充分激发人才潜力，市场化的薪酬改革和强调保护劳动所得是激励“良方”；另一方面，《意见》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源于在保证市场效率的同时注重兼顾公平，这在“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间窗口也显得尤为重要。
资本价格重点是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
2019年8月LPR改革，国内基本实现了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并轨，有效提高了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降低了企业贷款利率。如2019年末国内一般贷款利率较LPR改革前下降了0.36个百分点，高于同期LPR下降0.16个百分点的幅度，体现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红利。下一步，存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是长期努力的方向，且目前随着央行有序引导市场整体利率下行，国内货币市场基金、结构性存款等一些市场化定价的类存款产品利率已接近或低于银行一年期存款的实际执行利率，市场利率与存款利率正在实现“两轨合一轨”。但存款利率作为我国利率体系的压舱石，对于维护存款市场的正常秩序，防止非理性竞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会长期保留。
七、要素市场改革任重道远，宜客观理性待之
要素市场化改革对激发活力、挖掘经济潜力意义非凡，但改革的过程会受到国际宏观环境变化、国内长期积累的内在矛盾等多因素影响。要素市场改革必然会涉及和改变不同群体的利益，如何设计制度机制平衡各方利益，达成社会共识，需要时间和集体智慧，需要选择合适的制度出台时机，注定会面临多重困难，是一场任重道远的“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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