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无极4赚钱吗 《人物》杂志发表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引发舆论热议。同时也将长期研究外卖骑手职业困境的学者孙萍，卷入舆论风暴的中心。
孙萍是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她和多伦多大学陈玉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张书琬、香港理工大学陈慧玲等老师，在2018年组成研究团队，开始研究外卖骑手的数字劳动问题。
原本在孙萍看来稀松平常的田野调查，突然有一天爆红网络。“这篇文章出来后，我在各种微信群里被@和点名，电话被很多人打，”孙萍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坦言，自己与团队的第一反应是“很懵”，“其实最初我们不太理解为什么这篇文章会这么火。”
咨询了几个朋友，她得到的答案是：戳中了他们的泪点以及社会的痛点。孙萍意识到，无极4娱乐 将学术语言转化成社会语言，具有很强的渲染性和感染力。
为什么会对外卖员的生存状态感兴趣？算法的背后，是不是巨型商业平台的内卷化？这些平台内卷化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内卷化该如何突破？带着这些问题，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多伦多大学传播文化技术中心和信息学院助理教授陈玉洁。
时代周报：当时做这项调查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会对外卖员的生存状态感兴趣？
孙萍：我从2017年开始关注外卖员，我们的团队在2018年左右成立。对外卖员感兴趣，是因为跟我们的研究方向——互联网经济有关。同时也与社会大背景相契合，中国近十年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非常快。陈老师之前做网约车研究，我之前做程序员996调查，都是数字劳动和数字工人。
时代周报：调查过程中，有什么具体直接触动你的事情吗？
孙萍：在调查过程中，无极4娱乐黑钱吗 我们接触的是一个个立体丰富、三维空间里的人，有很多触动。尤其是当你想到，算法其实是一个一刀切的、精细化的、冰冷的工具的时候，确实会觉得需要多元的声音。
以外卖员为例，一个女外卖员在三天之内被偷了两辆电瓶车，报警的时候痛哭流涕。她的第2辆车在北京东四环被偷，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她说我一辆电动车两三千块钱，要几个月才能挣回来。还有外卖员跟我讲，他租的房子特别破，冬天没有暖气，门窗漏风，也锁不上。半夜醒来发现床前站了一个人，吓了一跳。小偷进屋偷东西，却发现屋里根本没有什么可偷的。
陈玉洁：这些服务人员的劳动和生存状况真的非常艰辛。我的调查从打车平台开始，切入点是传统出租车司机。很多司机跟我反映，打车平台利用了他们，他们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整个产业都非常不公平。因为打车平台最早是从出租车司机开始，后来平台经济逐渐兴起，才将业务拓展到私家车。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除了受算法一刀切的管束之外，司机们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会利用手上能够利用的、仅有的一些资源和方法，抗衡平台管理和算法控制。比方说，早年司机之间的刷单现象普遍，或者接单后取消订单，与乘客改为线下交易。除了谋生，还有一部分动因是报复平台的规则不公平。当然现在这种现象非常少。我把这些日常的抵抗行为称为“算法抗争”。在外卖员群体当中，也出现了形式不同的算法抗争。
这些平台劳动者没有技术背景，不是算法的设计人员，但长期的实践已经让他们知道算法的运作方式。但这和他真的有能力去带动结构性的改变，是两码事。结构性的改变需要多方的力量，但至少能证明他们不是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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